原创欧阳诗蕾GQ报道
这里是GQ报道的“创作者”栏目。每一期邀请一位创作者，为作品“辩护”或自省，谈论方法和细节，分享世界和趣味。同时也希望当这个栏目汇总在一起，可以拓宽我们对“创作”的理解和定义。
这一期是台湾小说家骆以军。自称专业除夕工作者的骆以军在过完年后，一边担心自己的身体，一边继续写去年受疫情启发的长篇小说。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三点十五分好吗？因我要找间小旅馆进去，比较安静。”台北市一处路边，下午三点，54岁的骆以军脚步停下给原定这时采访的记者发去信息。
骆以军被哈佛教授王德威视为中国台湾近十多年来最了不起、最有创造力的一位作家，甚至是整个华文世界里最有重量的作家之一。“但因为我现变傻许多，怕采访中言不及义。”电话那头，骆以军说到几月前参加作家白先勇的一场活动，他被临时通知上台主持，“白老师本来很高兴，前面我讲得很高妙，我还想他应该对我是大大的赞美。可后半段我讲不出话、愣在台上，他也愣了。”
过去三年，接连医院周旋问诊拿药，同时如打卡上班、极限运动地写小说——他去年在大陆出版长篇小说《匡超人》。“不能再‘极限运动’了……现在像一个破洞的玻璃缸，补着但渗水，小心翼翼。”去年他被确诊出重度糖尿病，一天打三针胰岛素。
“我担心自己老年痴呆！但大家都以为我在开玩笑。”骆以军爱开玩笑，见年轻可爱的女孩就想给二十岁出头的巨蟹座大儿子介绍对象——虽然儿子并不理睬，只在得知骆以军的新书名为《破鸡鸡超人》时大怒，说自己将因此受到学校霸凌，书名不改，他便自杀。骆以军与妻子吓一跳，书名后来改为《匡超人》。
“唉，总之大儿子就放下、不理我了。”电话里，骆以军絮叨着这几年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，又担忧自己将在写出理想中的长篇小说前“彻底变傻”。
这个下午，作家又去找小旅馆写作了。大病之前，骆以军每天去咖啡馆写作。三十多年前没电脑时，骆以军在阳明山上的大学宿舍手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卷，他至今依然用纸和笔写作、再请人输进电脑。去年新冠疫情以来，他提笔写小说《爱在瘟疫蔓延时》，世上仅剩的几位瘟疫幸存者互相讲故事。
他的小说《匡超人》里还有小说，现实困境与《儒林外史》《西游记》在书里乱针刺绣：孙大圣与二郎神的大战不过玉帝眼下的戏子嬉戏；猪八戒一路馋着唐僧那入口即化的肉；西游长路，被世人遗忘的师徒形同枯槁；也有《儒林外史》的“匡超人”们，书里对浮游台北的“面貌模糊，气体虚浮”的众生相有相当描述。
“在骆以军笔下，台湾这些年从蒙昧到启蒙的过程越走越窄越暗，以致曲径通幽——竟通往那幽暗迷魅的渊薮。是在那里，骆以军与不断轮回的匡超人们重逢，与翻滚出界外的美猴王们互通有无。”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王德威写道。
在荒诞之下，王德威注意到骆以军读出了《儒林外史》真正辛酸阴暗的一面，“所谓当代文化名流，不也就是像两三百年前那些名士，高不成，低不就，却兀自沾沾自喜地卖弄着风雅——他们也许百无一用，但社会需要他们的诗云子曰装点门面。他们曾经出没在明清官场世家里，现在则穿梭在台北香港上海文艺学术圈。”骆以军在小说里自嘲嘲人，当代匡超人们温文儒雅、舌灿莲花，饶是机关算尽，也不过是命运拨弄的小小棋子，午夜梦回，恐怕也有走错一步而满盘皆输的恐惧吧。
在台北的一间间旅馆里，骆以军写小说造梦，写专栏挣钱。在47万字长篇小说《西夏旅馆》里，外省二代的骆以军为自己虚构出一个父亲，架起一个精神原乡。继获奖者贾平凹、莫言之后，年，华文长篇小说奖项“红楼梦奖”将第三届首奖授予骆以军，在授奖辞表达了对整个华文文学的期望：无论在内地，还是台湾、香港，文学都面临了经济发展中的巨大压力，以及市场化、娱乐化、粗鄙化的文化生态环境。本届红楼梦奖首奖授予骆以军的《西夏旅馆》，表达了一种文学道义上的相濡以沫的支持。
“可以了！”下午三点十五分，在旅馆坐下的骆以军准时蹦出信息。许多获盛名的同辈作家已经不写了或写不出更好了，而骆以军“为了想象中的那个还没写出，或永远不会写出的长篇”，像过去三十多年的一个如常下午，回桌边展开一张白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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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Q报道：最近还在小旅馆写作吗，身体怎样？除夕刚过，最近在写什么？
骆以军：我还是去小旅馆写作，但因身体关系，这两年不太去咖啡屋写稿了。今年我的身体状况还是很糟哇。前年验出严重糖尿病(一天要打三针胰岛素)，西医加中医都有，现在像一个破洞的玻璃缸，补着但渗水，小心翼翼，摇摇晃晃，火气全无。
我正在写一个长篇，名字暂定《爱在瘟疫蔓延时》，是薄伽丘《十日谈》的现代版，一样有一群人，因瘟疫而躲在溪谷。不同的是，我的设定是，除了他们这几人，人类已因瘟疫完全失控而灭绝了，我要很小心绕开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《末世男女》。这几个地球最后的残存者，因打发时间，必须互相说故事。
GQ报道：过去这一年，你有觉得荒诞、无力、无意义的时刻吗？
骆以军：老实说，过去一年的大部分的时刻，我是如你这提问的。那很像个陷阱，你觉得原来养成我这代的上世纪九十年代、这世纪之初的十几年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人类文明，是非常侥幸奢侈的，硬岩中的一条晶莹、极窄的缝。人类的历史，是如《三体》故事说的，短暂搭建的几十年精致楼阁，而其实被崩毁、掩灭、长期的黑暗才是常态。不过，我说了那是个陷阱。很多前人，譬如鲁迅、沈从文、张爱玲，或徐渭，或曹雪芹，他们面临的冷酷异境，黑暗，疯狂，或许比我们所见，更荒诞恐惧，但他们也是用生命抗住那虚无的陷阱吧。
GQ报道：现在你有物质压力吗？作为一名职业作家，物质压力对你的文学创作有无影响？
骆以军：一直有啊。在台湾，或说在这个时代，专职写纯文学，或许连婚姻都不该有，(因为养不活啊)，但我糊里糊涂还生了两小孩。经济压力一直非常大。不过我内心感受最大，是三十出头那时，还没写出一部完整的作品，但“真实”的压力很可能将这年轻艺术家的意志压垮。我认识的年轻时非常有才气且一身光滑的创作者，很多都是这时离场。
物质压力对我的创作当然有非常大的影响，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，包括后来身体的过早坏毁，包括为了谋生写了很多糟东西，至少少了一两本好长篇吧。我已经非常幸运了。你会学习怎么跟时代磨合，写想写的小说，但可以养家。
GQ报道：前阵子除夕怎么过的？
骆以军：我是个专业除夕工作者。我父亲生前非常认真在过除夕，自己写春联，大门、内门、连米缸都要贴。我们小时候在一旁帮拿一杯桨糊。从一个月前一家人用银箔纸摺的小元宝，这晚上分装五六只红纸包裹，在院子里烧，说是烧给我爷爷奶奶，还有南京的亲人。我父亲已过世十六年，我母亲八十几岁。
除夕我和妻儿仍会回永和老屋，吃我娘烧的一大桌年夜饭。我要像猪八戒拼命吃，我娘就非常开心，然后再赶去岳父母家（他们家也在台北），他们家像续摊，我也要做出岳母烧的菜无敌好吃的样子，然后陪我老丈人喝酒。
GQ报道：你曾经花很长时间看《东北一家人》《金星秀》《天下收藏》等各种淘宝节目……今年有没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