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
“我俩都是老年痴呆，他中度，我轻度。”
91岁的余金樑和86岁的刘云书夫妇相伴58年
他们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
现在都得了阿尔茨海默症
我们都需要深思的是：当那些努力一生而成就的小小荣光不再被记得当头脑已不具备思索“我是谁”的能力，人生最后的尊严由谁来保全？▼▼▼照片上，中年余金樑身着银灰色西装，系黑色领带，站得笔直。他前边站着的，有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、原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黄昆、原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名誉所长王守武。
照片摄于年3月。美籍华裔科学家吴健雄当选美国物理学会会长后，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参加美国物理学会年会。国家从北京、上海、福建、山东几个省市中挑出了5名人选，其中上海2名，但后有1名未通过审核。
“我代表的不只是上海啊，是中国科学家！”老年余金樑拄着拐杖，一字一顿大声说。然而，几分钟后，他去洗手间，出来后已经忘了我。像是重新遇到一位陌生人，他礼貌地点了点头说：“你好。”
他是阿尔茨海默症（又名“老年痴呆症”）中度患者。阿尔茨海默症的特征是逆行性遗忘，这意味着那些珍贵的早期记忆是最后才被磨灭的。疾病就像潮水，一浪又一浪地冲刷老人们的记忆、认知、情感，直至最后清零。
对有些人来说，这比死亡更令人恐惧。当那些努力一生而成就的小小荣光不再被记得，当头脑已不具备思索“我是谁”的能力，人生最后的尊严由谁来保全？这是认知障碍群体共同遭遇的困境。
△一排左三为王守武，左四为卢嘉锡，左五为黄昆，二排左二为余金樑。
这里的氛围很像幼儿园。房间刷着淡蓝色墙漆，原木色矮柜上摆着绿植和各式玩具，或者说，教具。提示牌随处可见，进门处盒子里有各式笔迹的名牌，也有空白的，旁边提示着“请为自己做一个名牌，让大家认识你”；再往右的茶水台上，是“请为自己倒一杯水”。
中秋前夕的下午，几位花白头发的老者别好名牌围坐在工作桌前。这是一个叫作“记忆家”的老年版“幼儿园”，位于上海长宁区的虹一小区内，是公益组织尽美长者服务中心在全市开出的4家社区认知症家庭支持中心之一。
光从外表来看，这群老年人和普通老年人并无二致，但活动开始后便可见端倪。95后社工谷东雪拿着小黑板，上面写着“欢迎来到虹桥记忆家今天的日期__年__月__日今天是星期__天气__”。有人张口就报错了；有人掰着指头想，迟疑着；有人张望，试图从别人嘴里看到答案。
91岁的余金樑和86岁的刘云书夫妇也坐在其中。“我俩都是老年痴呆，他中度，我轻度。”刘云书这样向旁人介绍，语气轻快得像在说别人家的事。但余金樑并不承认这一点。“我没有老年痴呆，我身体好得很！我在苏联4年，一次都没有生病过！”他像孩子一样举起4的手势。
△夫妻俩都患上老年痴呆后，余金樑（左）和刘云书把所有常用的东西都放在手边。
网上可考的信息能勾勒出余金樑退休前卓有成就的人生——“余金樑年华南工学院（现为华南理工大学）毕业后，考取苏联留学的第一批研究生，年于苏联科学院硅酸盐化学研究所荣获博士学位，自年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工作。为我国著名的固体物理科学家和激光红宝石研究专家。其名字于年被列入英国出版的《世界知识》国际名人录中。”
只要聊到生平，余金樑都兴致盎然。“我研究的红宝石，1米多长，在人民广场都展览过。”同样一段话，他会重复“播放”很多次。
对此，刘云书总是笑着摇头，对听者使眼色，为丈夫的高调“炫耀”表示抱歉。她的个性完全相反，甚为低调。最初谷东雪让她填写个人经历，她简单扼要说“在一家工厂工作”。后来才知道，她是上海无线电一厂唯一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
△余金樑无论走到哪里手上都套着钥匙，皮带上吊着备用别针。△虹桥“记忆家”就像一个老年版的幼儿园。病程发展的过程就是一步步退回生命原点的过程。
轻度的病人记忆减退没那么明显，能够独立生活，但已偶尔有些“老小孩”的举动，以自我为中心，性情不稳。
中度时，对年龄的认知会出现偏差。一位70岁的奶奶常把自己当作30岁，会叫老伴“外公”，或者把儿子当老伴。这个阶段的病人就像回到孩提时代，尚能分辨亲近的人，会表达情感，但生活自理能力很弱，吃饭穿衣需要旁人协助。
最严重的阶段，是退化到婴儿时期，记忆、思维、情感全部清零，仿佛人生没有活过。
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，无可逆转。但并不代表束手无策：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主任医师李霞一再呼吁：早期预防，筛查，干预，能够延缓疾病进展，提高生活质量。但人们对早期筛查、及时干预的认识远远不足。很多人觉得，还不太严重，就先不用采取措施，或是，反正无法治愈，不如别去诊断，徒增压力。
数据显示，中国轻度痴呆症患者就诊率为14%，中度痴呆症患者就诊率为25%，重度痴呆症患者就诊率不足34%。
刘云书是比老伴更早查出的。她去年年底肺炎住院期间，泡脚时莫名睡着，脚把盆踩翻，第二天却全然不知，护工提醒她，该做个筛查。那个简易的测试满分30，20分及格，刘云书得了19分，就这样戴上了“初级”的帽子。
余金樑则是今年7月才被诊断出。还是邻居们察觉异样，提醒刘云书的。比如，熟识邻居打招呼，他不理。还有一次，他跑到另一栋楼的一楼，开门时发现锁不对，一后退，摔倒在别人家的院子里。这一查，就是阿尔茨海默症中度。
刘云书有些懊恼自己的后知后觉。她开始积极带老余参加“记忆家”活动，支持徐淡墨发起的“高光时刻”项目，不厌其烦地听老余一遍遍介绍自己的光辉事迹。
△余金樑和刘云书的结婚照。年，余金樑和刘云书各自考入大学。余金樑是二度参加高考，第一次考上却无钱去读，第二次由老校长资助才得以实现。年，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，湖南大学、广西大学等几所大学的化工系相继合并，两人才有交集。
年，余金樑留学归来翌年，二人成婚。没想到，结婚一年后就吵到要离婚，闹到厂里工会主席来做工作。“所以我要给现在的年轻人提个醒，纸上恋爱恐怕不是个好方式。”刘云书笑着说，工会主席说的夫妻之间要“求大同存小异”，给了她很深影响。
至今，夫妻俩偕行58年。
支离破碎的回忆里，余金樑对数字印象最深。“从苏联回来的火车上，我卖掉一套西装，14元。特别好的西装啊，但是不卖的话回来也穿不着，不如换两条实用的裤子。”
他还记起，中学时数学学得好，有一次代数考了分（百分制）。“怎么会考分呢？因为老师说谁先交卷就奖励一道题，分值25。我早已做好，立马交卷，赠送的题目也顺利解出，但前面有一处标点写错扣2分。所以我就拿了分，哈哈哈！”
△刘云书的记忆力越来越差，需要记住的事，总要第一时间拿笔记下。退休教师丁德人觉得自己的人生太平淡了。
徐淡墨拍过两页她的笔记本——纸上按不同温度、场合，对应写着穿着搭配，如“25度绿绸裙配白开衫”或是“家居26度米色绢丝半高领配咖色背心”。
丁德人今年79岁，爱人于前年患血管性痴呆去世。“我们是音乐结缘：我教一个小朋友学钢琴，小朋友的爸爸是英语老师，我老伴那时跟这个英语老师一起在合唱团。”
她记得，老伴去世前只穿那两件衣服，所以当她也被检查出认知障碍后，担心会忘掉自己有哪些漂亮裙子，记不得如何搭配，于是先细致记下。
看到过很多类似的努力：一位航海专业的退休工程师，患病后刻意每日温习以前的专业知识，反复乘坐去单位的公交车，以熟悉路线；还有一位老人总会随身携带一张照片，说那是他的老家，虽然他连老家的地名都记不得了，却依然担心哪一天连这照片里的记忆也忘了……
“年轻时，人是被社会价值衡量的；老了以后，没有这种价值，就害怕被忘记。认知症老人比一般老人更快地在丧失社会功能。所以他们心理上多少有一种恐惧和自卑。许多老人在‘偷偷地’努力。”
△丁德人的笔记在众多老人中，余金樑和刘云书的病情算不上严重；糟糕的是，他们是夫妇俩同时患上。
“这种情况现在还不多，但以后应该会越来越多。因为老年痴呆就是随着寿命越长，发病率越高。”谷东雪说。
时光在这个家，走得很慢。台历停留在年，那是刘云书确诊之前。客厅里的三面沙发，堆满了各式纸盒、纸箱、塑料袋，都敞着口，以防盖上就不记得里面放了什么。鞋柜里的鞋，很多是一只，因为另一只早已不知去向，“只能等着它自己出来”。
余金樑总是侧躺沙发打盹，刘云书走来走去地忙碌，有时走到屋里又忘记了要做什么。某件重要的事，她想记下来提醒自己，可是第二天却连记录的纸也找不到了。每天两个人加起来要吃的药有十几种，连刘云书自己也说不清楚药名。一阵敲门打破了寂静，是二楼邻居。她告诉刘云书，“你牛奶箱上的钥匙没有拔下”。
远在澳大利亚的儿子以及邻居、谷东雪，都清楚地认识到，两个老人，只要有一个倒下或病情严重，“最后的平衡”将难以为续。
儿子让刘云书要学会拨打。上个月她尝试叫了一次。那天凌晨3点，她心跳快到难以呼吸，又不好意思叫邻居，就试着打了。“老余说要陪我去，我说要是去了是你陪我还是我陪你。我自己上的，人生第一次。”
△刘云书慢慢有了这个习惯性动作，随着记忆力衰退，她越来越依赖于辅助记忆。年9月12日活动的尾声是合唱《甜蜜蜜》。余金樑拿着歌词纸，始终不懂这是什么，于是反复问刘云书。
她便在他耳边大喊：“这是歌词！”
“歌词是啥？”
她继而伏在余金樑耳边，一句句把歌词念了一遍：“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，我一时想不起……”
余金樑悠悠地跟读一句：“我一时想不起……”
整理修改自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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